编者按
著名画家俞晓夫，是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委员，中国油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上海美术家协会顾问，也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上海华申画院高级艺术顾问，还是上海河上庄集团公司艺术总监。在疫情静默期间，他潜心创作了中国文联的一个美术项目——绘本《袁隆平》。在疫情静默期间，有人焦虑，有人苦闷，有人不知所措，但也有像俞晓夫那样的艺术家抓紧时间潜心创作，取得丰硕成果。故我们在此登载他的创作感言和作品，从中了解这位知名的画家在疫情期间的创作心态和创新思考。
我在静默中的萌发
文-俞晓夫
上海这次疫情封控时间是出人意料的长，让居家足不出户的社会生活演绎得冷暖尽致，而且别出心裁，那小区周边的几条平时不怎么被留意的马路渐渐变成梦游，小区里过于认真的志愿者突然派生成一道风景，等等。我想如果有一天突然宣布解封，人们对于这段往事一定会产生久远的怀念，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怎么讲，原由是北京中国文联正好有一个美术项目：绘本当代中国有杰出贡献的英模人物，分配我画《一粒种子一一世界粮食之父，水稻专家袁隆平》的故事。接受这个任务，其实项目已过半程，我正着急创作时间的限制，不料，屋漏偏逢连夜雨，上海正此同时宣布封控，真是说巧不巧。我原计划带领的这个绘本创作的学生团队一下子风筝断了线，成了线上，而我自己则愁绪满满，这八字还没一撇哩，尤其是对我这个吃饭从来不想农民伯伯的人来说，惩罚不期而至，决不是用“陌生”这两字便可以轻易形容自己的处境。好在负负得正，给了我一个“闭门造车”的机会，可以细细琢磨这人物塑造的取向。
想想这袁隆平老先生，在人们眼里，不是在田埂上便是在田埂下，几乎没什么画面，对于我这个一惯洋里洋气的画家更是犯难，怎么发挥？缺得太多，好像有抓空的感觉，无助由然而生，而且没有退路，于是乖乖的潜下心来，正视自己的偏科，以及对农耕知识的一窍不通，体味人生一草一木的来之不易。
这袁隆平其实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天下粮仓，是大庇天下寒士的当代“神农”，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应该以敬畏的态度去描绘一个看上去也许比我还不起眼的巨人。当内心有了高度后，便产生动力，开始上心的通过资料来比对脚本，进行来回斟酌的细读，展开了一个宏大叙事的构想和洞悉，想象怎样在有限的画面里尽量将大的社会背景、人类共有的人文情怀、世界级的个人品格，（尤其是在人物刻画上绝不能符号化），牢牢拿揑大科学家和素朴农人之间的平衡点，等等。
创作之前，我以为这些都是开笔前必须储备的精神视野，使之将来具体作画时转化成一种信手拈来的下意识，这将决定将来画面的境界能达到多少高度。至于选用什么方式来作画，我也想过，用黑白淡彩？或通俗杂志里通常用的电影镜头？但最终还是选择自己擅长的油画独幅画的方式，这样选择是费时同时比较累，所以我想它一定不是绘本读物的最佳选择，但对于个人我来说，它是我创作生涯中的一段，很严肃的，我希望它能气贯长虹。
说来奇怪，第一波疫情我关在家里写了一篇美文《纪念陈逸飞》引起一些反响，这第二波我画就了这《袁隆平》，都蛮有意思，都有点历史的关照度。我暗暗在想，是不是这“奧密克戎”先生无意中助我，把我困起来，让我动弹不了，结果反而让我弄出点动静来。唉，这心无旁骛还是能出好作品。
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50多年来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巨大贡献。
为了告别饥饿，
人类自古以来一直在苦苦寻找一粒好种子，
能让大地丰收，
让天下所有人不再挨饿。
谁能找到这粒神奇的种子？
——题记
1929年8月13日，农历七月初九，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降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登记的名字是“袁小孩”。将“袁小孩”迎到这个世界上的妇产科医生名叫林巧稚。多年以后，他们一位成为中国妇产科医学的开拓者，被尊为“万婴之母”；一位成为世界杂交水稻研究专家，人称“杂交水稻之父”。“袁小孩”是袁家的第二个孩子，小名二毛，又因为在北平出生，大名隆平。
童年时代的袁隆平跟着父母多次搬家。但每到一地，母亲就会庭院里种上花草。袁隆平问母亲：“妈妈，你为什么总喜欢种花？”母亲不直接回答他，而是教他念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夏夜，母亲带着袁隆平坐在院子里乘凉，指着天上的星星对他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袁隆平问：“妈妈，天上那么多星星，我是哪一颗呢？”母亲说：“天上一颗星，对应地上一个人。但地上的人，可不都能对应天上的星星。只有那些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才能对应天上的星星。”母亲的话，在幼年的袁隆平心里激起了涟漪，他想：要是我将来也能成为一颗星星该多好哇！
袁隆平6岁时，随父母迁居武汉，在汉口扶轮小学上一年级。离汉口不远有一个神农洞，供奉着为人类尝百草、辨五谷的神农氏。母亲带袁隆平去拜谒神农氏的时候，正是秋收过后，洞里供奉着农民们刚打下来的新鲜稻谷。在扑鼻的稻香里，母亲给袁隆平讲述了神农氏的故事。
神农氏为了人类，遍尝百草，选出人可以吃的五谷杂粮和给人治病的药草。他有一个透明的肚子，从外面能清楚看见里面的五脏六俯，如果尝到有毒的草，一看就知道是哪一部分中毒了，赶紧寻找解毒的药草。可是，神农氏后来误食了断肠草，肠断而亡……听了神农氏的故事，袁隆平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对为百姓而生、为百姓而死的神农氏充满了崇敬。他立下了一个志向——长大要学农。就这样，一粒理想的种子在幼年袁隆平的心里播下了。
1939年春天，一家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大后方重庆，在长江南岸的龙门浩27号安了家。袁隆平插班到龙门浩小学上四年级。在班上，袁隆平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因为他不喜欢乖乖坐在教室里读死书，他宁愿溜进电影院看电影，或者跑到街上去看小人书或去游泳。他常常看得太入迷，天黑了还不回家，好多次都是被母亲找到，拧着耳朵“牵”回去的。
抗战胜利后，一家人又回到武汉，袁隆平在汉口博学中学上高中。一天，体育老师带着十多个同学，组成一个自行车队，浩浩荡荡地去参加预选赛。袁隆平跳上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后座，也混进了预赛场。体育老师发现袁隆平来了，就说：“你既然来了，那就试试吧。”结果出人意料——在全校参加预选赛的选手中，袁隆平不仅成绩最佳，还夺得了汉口赛区男子100米和400米自由泳双料冠军，获得了湖北省自由泳第二名的好成绩。
1949年，19岁的袁隆平高中毕业，面临考大学。这是袁隆平第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突然之间，童年时见过的那个果园和神农氏的传说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还有母亲种植在庭院里的花草，它们春播夏长秋收冬藏，遵循着大自然神奇的规律。他觉得，如果学一门技术，选育出优良的种子种植，一定能造福大众。于是，他对父母说：“我想考农学院。”袁隆平考取了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从此跳进了“农门”。
相辉学院的办学模式和教学体系受到欧美国家大学的影响，袁隆平在这里接触到了孟德尔、摩尔根的理论，还阅读了许多西方遗传学理论著作，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0年，相辉学院农学系并入新创办的西南农学院。袁隆平很快适应了课程和教学内容的变化，遗传学领域的不同理论给了他更多思考的空间。他依然兴趣广泛，除了游泳，还会拉小提琴。他爱读书，但不读死书。
1953年8月，袁隆平大学毕业，告别母校西南农学院，分配到雪峰山深处的安江农校当老师。
袁隆平一边教学，一边开展科研。他根据苏联学者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进行无性杂交、营养栽培、环境影响等试验。他试着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希望地下长红薯，藤上的月光花能结出种子；他又把西红杮嫁接到马铃薯上，希望地下长出马铃薯，茎上结满西红杮；他还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希望得到新型的瓜种。
他的嫁接试验先后获得了成功。
虽然科研成果获了奖，但第二年，袁隆平把月光花结的“红薯种子”播到试验田里，长出的苗和以前的月光花没有什么不同，地里并没有长出红薯王。这说明以这种方法嫁接出来的种子不能把上一代的优良性状遗传下来，试验是失败的。通过这些试验，袁隆平开始对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产生了怀疑。
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吃不饱肚子，靠糠饼野菜充饥，还有不少人饿死。袁隆平自己也经常饿得走不动路。他痛苦地思考着一个问题：人们吃不饱饭，我们学农的人难道没有责任吗？在实践中他得出结论：只有改良品种，提高产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饥荒的问题。
1961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的实验田里发现了一株特别的水稻。它的株型优异，穗大粒多，在水稻田中特别显眼，简直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他小心地数了数这棵水稻的穗数和粒数：一般的水稻每穗的壮谷不足150粒，而这株“鹤立鸡群”每穗壮谷竟有200多粒！袁隆平当即算了一下，当时的水稻亩产只有400多斤，如果都种上“鹤立鸡群”的种子，亩产就有可能翻番，达到1000斤！袁隆平兴奋极了。他收集了“鹤立鸡群”的种子，第二年得到1024株秧苗，全部插在实验田里。然而袁隆平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看着实验田里这些参差不齐的稻子，袁隆平沮丧极了。
然而，当他从稻田里离开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如电光火石一般照亮了他的思想。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认为，纯种水稻不会有分离，只有杂种水稻才会出现分离现象。从眼前的水稻反推，说明了一个问题：那一株“鹤立鸡群”不是纯种水稻，而是野生杂交水稻！实验虽然没有成功，但至少说明了一点：水稻可以杂交，杂交稻有优势！这年暑假，袁隆平赶到北京，到中国农科院拜访著名遗传学专家杨国荣先生，请教关于水稻杂交方面的问题。
面对难题，袁隆平一点儿也没有气馁，反而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奋和紧迫感。他渴望用自己的努力解决这个世界难题，用中国人培植的杂交稻造福世界。那些日子，袁隆平在农科院的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读书，查找资料，日思夜想。终于，一幅水稻杂交的蓝图在他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既然水稻无法人工去雄，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寻找到天然的雄性不育株。然后，再利用雄性不育株经过两代杂交，繁育出更优越的稻种。这就是袁隆平设想的“三系”杂交稻！要实现三系杂交稻，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从此，每到水稻扬花季节，袁隆平用最原始的办法，手拿放大镜，在热气蒸腾的田野里寻觅。
1964年入夏以来，袁隆平连续14天在安江农校“洞庭早籼”的实验田里寻觅雄性不育株。7月5日午后2时25分，太阳在头顶直射着，他手中的放大镜反射着太阳的光芒，突然，一株性状奇特的水稻出现在他的眼前——它的雄蕊花药不开裂！袁隆平的心一阵狂跳，这就是他一直苦苦寻觅的天然雄性不育株！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1964、1965年这两年，袁隆平和妻子邓则，带着农校班上的几个学生，每人手拿一柄放大镜，一株一株地检查了几十万株稻穗，终于找到了六株雄性不育株！
经过两年繁育和试验，这六株珍贵的野生稻结出了数百粒雄性不育的种子。袁隆平把它们全都盆栽在实验园的盆盆罐罐里。实验园的盆盆罐罐不够用，他就把家里吃饭的家什搬了出来，甚至连儿子吃饭的盆子也用上了。1966年夏天，正是水稻扬花的季节，“文革”的风暴席卷安江农校。袁隆平因为出身问题和宣传孟德尔、摩尔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说”、走“白专道路”而受到批判，试验园的盆栽秧苗也被造反派毁了！看着自己几年来的心血毁于一旦，袁隆平的心都碎了。
然而，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这天夜里，学生李必湖和尹华奇悄悄地跑来告诉他一个秘密，他们抢在造反派下手之前，偷出了三盆秧苗，藏在学校果园边的一条臭水沟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不久，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实验得到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湖南省农科院的支持。袁隆平带着学生李必湖和尹华奇，组成了中国第一个杂交水稻科研小组。那三盆藏在臭水沟里的秧苗，经过反复繁育，到1968年，已经发展成2分试验田。
1968年10月，袁隆平离妻别子，去海南岛育种。1970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试验已经6年了，可试验结果并不理想。他仿佛陷于一个魔咒中，无法获得突破。袁隆平左思右想，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这6年来，他们所用的杂交材料品种数逾千，但都是栽培稻的品种，从地理环境到生物学特性，它们的亲缘关系都是比较近的，问题会不会就出在这儿呢？如果找到一种远缘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效果会不会更好呢？
1970年11月23日，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和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在海南岛的南红农场沼泽地里发现了一片正在扬花的野生水稻。他们手拿放大镜一株一株地辨识，奇迹终于出现了！他们发现了一个禾蔸，上面长着三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其性状和袁隆平向他们描述过的一模一样！他们立即把这株野生稻移栽到实验田里，并且向在北京的袁隆平拍了电报：“找到雄性不育野生稻！”袁隆平来不及买票，立即挤上火车，直奔海南岛。
当他在农场的实验田看到这株珍贵的野生稻的时候，他高兴极了，将其命名为“野败”。袁隆平把从“野败”收集到的种子无私地分给了全国各地从事水稻研究的专家。杂交稻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73年，袁隆平亲自配制了10多斤杂交稻种子，种在湖南省农科院的实验田里，当年获得了亩产505公斤的产量，终于实现了他当年发现“鹤立鸡群”时的设想：水稻亩产1000斤！
在进行杂交水稻研究的过程中，袁隆平经常重复着做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研究出来的杂交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为了这个梦，袁隆平从未停止过追求的步伐。 在杂交稻研究成功后，他又提出了超级稻的设想。2021年，超级稻已经实现亩产1000公斤。杂交水稻也从三系法优化到两系法和一系法。90岁的时候，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梦想，将全国十多亿亩盐碱地开发出来，种海水稻……
直到91岁，他还坚持下田劳作，孜孜不倦地研究。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世界数十个国家推广种植，助力全球粮食安全。袁隆平用一粒种子造福了全世界。
由于为解决全人类饥饿问题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袁隆平获得多个国际组织及国家的奖项，得到了全世界的褒奖和赞誉。
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走完奋斗的一生，与世长辞。袁隆平曾经说过：“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在浩瀚的星空中，有一颗编号为8117的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袁隆平小传
袁隆平（1929-2021），生于北京，江西德安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原主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1964年，他在我国率先开展杂交水稻研究，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独创“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创立了杂交水稻学科。1974年，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开辟了粮食大幅度增产的新途径，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首选技术。他一生追求“禾下乘凉”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两个梦想，2014年攻克了中国超级稻大面积示范亩产超过2000斤的目标，2020年领衔研发的第三代杂交水稻双季亩产突破3000斤大关。20世纪90年代，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十余次赴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等国推广和发展杂交水稻技术，先后在国内举办400多期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为亚、非、拉美等80多个国家培训了1.4万余名技术人才。他为中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做出了杰出贡献，先后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等20余项国内外大奖。2018年获评“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来源：020艺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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